8月24日，四川宜宾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一条标注“7.7级”的地震预警信息随后引发广泛关注，也让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再次站上舆论焦点。

此前，四川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相继发布相关信息，指出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地震信息发布方面存在违规问题，并提到双方此前的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已经终止。

面对这场争议，8月26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接受媒体采访，就此次预警偏差、相关授权、后续整改以及研究所的运营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王暾的态度很明确：“该反省的反省，该改进的改进”，但不会因为相关文件就放弃地震预警。

“7.7级”预警为何出现？

此次争议的核心，首先集中在预警震级出现的明显偏差。

8月24日上午，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而包括广州在内的部分地区用户收到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发出的“7.7级”预警信息。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王暾表示，地震预警本身具有一定随机性，此次事件是研究所15年来出现的最大偏差。

他同时解释，不同机构使用的仪器布设位置、检测信号以及具体算法存在差异，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最终的判断结果。

不过，对于如此明显的误差，他也承认需要进行反思和改进。

从技术角度看，地震预警并不等同于地震预报。预警通常是在地震发生后，通过快速识别地震波并利用不同地区之间的时间差，为尚未受到明显影响的区域争取提前反应时间。

因此，如何提高震级判断、震中定位以及预警范围等方面的准确性，一直是地震预警技术需要持续解决的问题。

中国地震局此前指出存在哪些问题？

此次风波并不只是一次震级判断偏差。

根据公开信息，四川省地震局此前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发函，涉及的违规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使用非中国地震预警网的信息源发布紧急地震信息；

二是超出原有授权范围，在四川省境内推送省外地震预警信息。

王暾在采访中确认，7月22日之后，双方此前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已经停止，相关授权也随之终止。

这意味着，双方此前的信息合作关系发生了变化。

对于此次争议，王暾表示，研究所未来会服从地震部门的相关管理，加强汇报和沟通，同时继续提升自身地震预警技术。

“不会因为有红头文件就放弃”

面对外界关于研究所是否会继续提供地震预警服务的疑问，王暾给出的答案依然坚定。

他表示，目前仍有大量用户使用研究所的地震预警App，自己不会因为相关文件的出现就放弃地震预警这项工作。

他同时表达了希望继续与地震部门合作的意愿，并称愿意在地震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继续推进相关工作。

这也意味着，研究所下一步的发展可能面临一个重要课题：

如何在坚持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明确自身与官方地震信息发布体系之间的边界。

对于涉及公共安全的信息服务而言，技术能力固然重要，但信息来源、发布权限、服务边界以及公众认知同样不可忽视。

民间预警服务还会继续吗？

对于研究所未来是否继续提供服务，王暾表示，研究所提供的是面向用户的订阅式地震预警服务，而不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强制性信息发布。

按照他的说法，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收相关服务，也可以关闭研究所提供的预警功能，或者使用地震部门提供的相关服务。

这一表态也反映出一个现实问题：随着地震预警技术逐渐普及，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技术服务和产品，但在公共安全领域，不同主体之间如何划定信息发布权限，需要更加清晰的制度安排。

尤其是当预警信息可能直接影响公众避险决策时，准确性和权威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手机厂商合作是否会受到影响？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此前曾与华为、小米、vivo等手机厂商开展合作，将地震预警相关功能接入手机系统。

对于此次事件是否会影响这些合作，王暾表示，研究所与手机厂商之间的相关合作是免费的，他并不特别在意最终与哪一家手机厂商合作。

他还提到，从2025年开始，部分手机厂商的地震预警功能已经切换至中国地震局。

在他看来，只要普通用户能够及时收到地震预警，无论最终通过什么渠道接收，都是值得支持的。

从汶川地震走上地震预警研究之路

采访中，王暾也谈到了自己从事地震预警研究的起点。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奥地利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当时，国内地震预警服务尚处于发展阶段。王暾认为，自己的专业背景和研究能力可以尝试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因此开始投入地震预警技术研究。

此后多年，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持续推动相关技术和服务的发展。

从科研项目到实际应用，再到面向学校、社区和企业提供产品，地震预警逐渐从实验室技术走向更加广泛的应用场景。

公益服务与商业模式如何平衡？

作为一家民营机构，研究所如何长期维持地震预警业务，同样受到外界关注。

对此，王暾坦言，首先要保证企业能够持续运营。

目前，研究所向学校、社区提供包括预警大喇叭在内的相关产品，也向企业提供地震预警产品与服务，同时开展设备出口业务。

在公益层面，他表示，研究所提供的基础地震预警服务一直保持免费。

但技术研发、设备维护和服务器运行都需要持续投入，因此企业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商业“造血能力”。

研究所推出的App会员服务，主要提供一些增值功能，例如关注更远距离的地震信息、查看周边地震烈度分布等。

王暾将这种模式形容为用户对技术服务的“打赏式”支持，相关收益将用于技术研发和服务器升级。

技术之外，更需要明确规则边界

这场风波带来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技术误差。

对于任何涉及公共安全的信息服务而言，技术准确率是基础，而信息来源、发布授权、服务范围以及用户对信息的理解，同样构成服务体系的重要部分。

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条预警信息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跨越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传播。一旦信息存在明显偏差，其影响范围也可能远远超过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

因此，对于民间技术机构而言，如何在技术创新、公益服务与监管规则之间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

对于公众而言，也需要进一步理解一个基本事实：

地震预警的价值在于争取有限的避险时间，而不是提前准确预测下一场地震。

而对于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来说，如何让技术真正转化为可靠、清晰、合规的公共服务，可能比单纯追求“提前几秒”更加重要。

此次争议尚未改变王暾继续从事地震预警工作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相关讨论也让更多人开始了解地震预警。

接下来，技术如何改进、合作如何恢复、服务边界如何进一步明确，都将成为外界持续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