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古籍,承载的不只是纸张上的文字,更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知识,思想与文化记忆。

近日,重庆铜梁安居古城奎文阁的古籍守护人唐智勇收到国家图书馆寄赠的《〈太平御览〉史话》。当他得知自己珍藏的清嘉庆十一年汪昌序木活字本《太平御览》早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十分欣喜。

这部历经岁月保存下来的古籍,也是铜梁推进古籍保护与文化传承的一个缩影。从收藏,修复到展示,当地正在探索一条从“安居”保护到“活化”利用的路径,让古老典籍真正走进当代生活。

一部《太平御览》,见证古籍收藏人的坚持

《太平御览》是宋代编纂的大型类书,内容广泛,引用古籍众多,并对所引文献注明出处。由于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信息,它成为后世学者开展辑佚,校勘和注释工作的重要资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具有重要地位。

清嘉庆年间的汪昌序木活字印本《太平御览》,由于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且存世数量稀少,一直受到古籍收藏和研究领域关注。

唐智勇在2000年偶然获得这套古籍时,其中仍缺少6册。为了让这部珍贵文献重新恢复完整,他此后多年奔波寻访。

直到2010年,在古籍鉴别专家陈恒宽老先生手抄补录等帮助下,缺失部分终于得到补配,这套古籍才完整保存下来。

从发现残缺到最终补全,10年的寻访背后,体现的是收藏者对古籍价值的珍视,也是一份跨越时间的文化责任。

古籍要保存好,更需要稳定的保护环境

古籍能够流传至今,既离不开历代匠人的精心制作,也离不开后人的妥善保存。

唐智勇最终选择扎根安居古城,与这里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安居古城拥有1500余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城现存213处市区级文物,并保留“九宫十八庙”等历史遗存以及明清时期各地会馆建筑。

从历史上看,安居一直具有崇文重教的传统,书院文化延续至今。2019年,铜梁启动文庙修缮工程,对奎文阁,大成殿等文化空间进行修缮和利用。

在文庙修缮期间,返乡祭祖的唐智勇提出希望将自己的古籍收藏搬到古城保存和展示。

随着文庙修缮完成,这一计划逐渐成为现实。2023年,唐智勇将自己收藏的全部古籍藏品搬入安居古城奎文阁陈列,使奎文阁收藏的古籍达到3万余册。

古籍从私人收藏空间进入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也由此拥有了更加稳定的公共展示和保护空间。

从“抢救”到“修复”,让残损古籍重新焕发生命力

保护古籍并不是简单地将书籍保存起来。

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古籍存在虫蛀,霉烂,残缺和破损等问题。如果不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一些珍贵文献甚至可能面临失传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铜梁联动专业古籍收藏与修复力量,对相关文献开展系统整理,补录和修缮。

揭,补,压平,衬纸,钉线……这些看似简单的步骤,背后都需要修复人员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专业能力。

年近花甲的唐智勇几乎每天伏案修书,在一页页旧纸之间寻找历史留下的痕迹。

经过数年的努力,《肖氏族谱》《德礼堂家乘》等一批珍贵文献完成抢救性修复。清道光年间共12册的《铜梁县志》,目前也已经修复大半。

对于唐智勇而言,古籍修复并不是单纯围绕经济价值展开的工作。

“每修好一本书,就是在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藏。”这句话道出了古籍保护最重要的意义。

让“救回来”的古籍真正“活起来”

保护只是第一步,如何让珍贵古籍被更多人看见,了解并使用,同样是古籍传承的重要课题。

铜梁依托丰富的典籍资源,常态化开展古籍开放展览,研修和研学活动,让原本需要静静保存的古籍逐渐成为公共文化资源。

在这些活动中,唐智勇也从古籍守护者变成了讲解员。

每当展卷迎客,他都会结合多年来的收藏和修复经验,向参观者介绍不同古籍的版本特点,讲解修复过程,分享藏书背后的故事。

对于普通参观者而言,这些古籍不再只是玻璃展柜中的“老书”,而是能够通过文字,纸张,版本和修复痕迹触摸到的历史。

这种从“收藏”到“展示”,再到“研学”的转变,也让古籍保护有了更加丰富的现实意义。

从一册古籍,看见一座古城的文化传承

古籍保护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文化工程。它既要解决古籍“存得下来”的问题,也要思考如何让这些文化遗产“传得下去”。

在铜梁,安居古城提供了历史文化空间,奎文阁成为古籍保存与展示的重要载体,而专业修复和公共文化活动则进一步连接起过去与现在。

一部《太平御览》从残缺到完整,一册册地方文献从破损到修复,3万余册古籍从私人收藏走向公共展示,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古籍保护“安居”与“活化”的完整链条。

当古籍不再只是被保存起来的历史遗物,而是通过展览,讲解,研学和阅读进入更多人的视野,沉睡在故纸之间的文化记忆也就获得了新的生命。

让古籍留得住,更让文化传得开。对于铜梁而言,这或许正是古籍保护从“安居”走向“活化”的真正价值。